不出意外的话,暑假期间,重庆数万名教师将冒着疫情风险,迎来额外的培训——一些用了十几年的教材,在2020年6月,忽然被更换掉了,按照要求,老师们应在开学前接受培训,熟悉新教材。
更换之举,正在被多家出版社反映至有关部门:文件正文强调不得更换教材,附件中却悄然“顶替”教材;市教委文件标明“盲审”,却让区县教委领导坐镇,只收一套或部分教材;更换前,地方出版集团大员密集以调研、研讨会形式接触教委等单位;评选流程、公示时间违规……
而这一切,恰发生在当地首次以文件明确“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”、提出“盲审”等具体操作要求后的20多天内。
因涉及百万学子,且由财政资金购买,每册虽然只有10元左右的教材,一直都是各方激战之地。璧山区就曾被曝光同时购买了两个版本教材,再在春、秋学期换来换去,令教师、家长、学生三方不满。
“公平竞争是好事,但如此大规模、针对性强、手法露骨的操作,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,其“仁爱版”7~9年级英语教材在9个区县被更换,变为由重庆出版集团代理的人教版本。
作为教育部审定通过名单中,唯一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仁爱版”7~9年级英语教材,曾在重庆使用长达16年之久,而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则是国内第一家民营教材研究机构。
此外,记者核实,本次更换中,多个版本教材,均被人教版教材替换。截至发稿,针对此事,重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未回复本报采访。早前,重庆市教委曾向有关出版社称,将进行行政复议。而区县教委则向出版社回应称,不存在问题。
7月3日,江北区教委主任马培高向记者简单回应称“我们是按照程序办的,按照规矩办的,大家任何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。完全为学生着想,没有任何错误!”重庆市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未回应本报采访。
“顶替”文件自相矛盾
4月30日,重庆江北区的中小学收到一份文件,该文件正文第一条写明“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仍使用2019年秋季教材版本,不得更换其他版本。”但文件附件中,其列出的7~9年级英语教材目录里,却悄然用“人教版”替换了自2004年起便一直使用的“仁爱版”。
记者核实,该文件名为《重庆市江北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征订2020年秋季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的通知》,文件字号为“江北教【2020】3号”。但这是一份并未对外公开,只向辖区内学校下发的文件。
有趣的是,江北区教委在该文件下发之后仍公开进行了教材“评审”。2020年5月7日,其下发公开征集教材样书公告,要求出版社或代理商将“教材样书一套”送往江北区教委408室。“供教材选用委员会评选”。
但该通知本身,便被指责已经违规——按照重庆市教委会、新闻出版局4月20日文件通知,“学科教材评审必须坚持‘盲审’制度”,且要求选用委员会对“学科组”提出的初选意见进行充分讨论后,再投票决定选用结果,过程必须记录在案。
如何“盲审”?教育部2012年下发相关文件中,明确要求送审教材样书应为“10套”或“26套”,且“所报送的教材样书为白皮书”,“送审教材样书中不得出现有关教材编写、出版单位和编写人员信息”。也即,候选的教材,应该重新包装确保“不露姓名”地出现在“盲审”中。
只收一套,且未提“盲审”要求,江北区教委上述通知被指责同时,据了解,实际评选过程中,以7~9年级英语教材为例,三家版本共18册教材,评审却只用了不足三小时。
“每册算下来只有10分钟,学科专家组有时间看完目录、体系结构和内容介绍吗?更别提教材具体内容了。”相关人士质疑称,江北区教委在上述“顶替”、“评审”行为之前,既没有学校申请要更换教材,也没根据教育部《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选用办法”),向教师、学生、家属征求意见。
5月15日至5月21日,江北区教委对上述评选结果进行公示,质疑者借用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,指出其实际公示时间仅6日,违反了教育部不少于7日的规定。也违反了教育部选用办法中“教科书选用工作一般应在当年4月底完成,为教科书的征订、出版、发行留有足够时间”的规定。
“他们不讲道理 无理取闹,我们是按照程序办的,按照规矩办的,大家任何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。完全为学生着想,没有任何错误!”7月3日,江北区教委主任马培高向本报回应称:“他那个教材反响都不好,人家几年前就反映要换,不受欢迎,这是第一点;第二点,我们用人教版的教材,语文、数学、思体都是人教版,国家倡导用人教版,这个没有错,我们没有人有任何私利行为。”
“仁爱版英语教材,是2001年7月教育部教材编写课程标准出来后,我们去教育部立项,然后请外国专家来中国,与中国专家一起,研究编撰的。审核通过后,是目前教育部目录中,7~9年级英语教材8个版本中,唯一国内100%持有自主知识版权的版本。”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勇告诉记者,教材研发是一个前期投入巨大,需要漫长过程回收成本的行业,其相关部门审定后的定价仅为每册八九元。
“过去16年,重庆26个区县都在用仁爱版初中英语教材,足见我们的教材是经得起考验,也欢迎公开、公平、透明的竞争的,但这样直接发文替换、明着搞形式主义、假的‘盲审’,这我们受不了,太过分。”赵勇称。
国企“调研”玄机待解
如果说江北区的“顶替”文件和评审,尚难以看出为何是“人教版”替代了其他版本,那么北碚区泄露的内部信息,则说的很直白——重庆出版集团作为地方国企,正是“人教版”的代理商。
“@所有人 各位经理:重庆市教委、市新闻出版局《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》已下发各区县教委。根据文件精神,我市高中起始各学科(除统编教材外),有可能由各区县教委根据相关文件规定重新选定版本。为此,重庆出版集团近期由他们领导带队分别到各区县走访调研,听取对人教版等教材教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”
4月份,重庆市新华书店领导,向各区县新华书店经理下发上述信息,并称“希望各店经理高度重视:一是,积极参与,热情接待,共同维护人教版在本地的市场份额。二是,密切注意各地配套教辅选用情况,据理力争,确保《同步解析与测评》等重点品种的选用,扩大市场份额。谢谢!”
公开信息,及相关人员往来信息显示,4月26日,在重庆出版集团总经理李某向北碚区有关部门发文请求协调后,次日,北碚区相关部门即牵头联系了北碚区教委、作协、文联等单位,以“教材出版及文化服务合作”调研、研讨形式举行活动,该活动曾被媒体报道。
此后,在5月8日北碚区评选7~9年级英语教材活动中,评选委员会中出现了北碚区教委主任杨平和副主任饶英。而根据教育部选用办法,“教科书选用委员会应当由课程教材专家、教研员、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等组成,其中一线教师不少于1/2。”
相关人员认为,杨平、饶英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最高长官,亲自坐镇评选现场,有干预评选结果之嫌,且评选过程也未实施真正的“盲选”。记者曾联系到杨平、饶英,但截至发稿,二人均未做出回应。
“北碚区教委仅要求送审一套正式出版教材作为样书,学科组评选时间不足1.5小时,每册耗时更是不足5分钟。”相关人员称,其教材选用公告有效时间更是只有短短1.5工作日。
此外,忠县、开州区、巫溪县、梁平区、城口县、渝北区、璧山区均被反映出现相似情形:重庆市教委要求的“盲审”并未施行,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最高长官坐镇评选现场,评选人员构成中一线教师不足1/2,评选时间过短,征集、公示等全流程均存在明显违规或不规范行为。
“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,在璧山区、渝北区已经使用了十几年,评审前,没有通知大家是‘盲审’,但我们是按照‘盲审’要求去送教材的,但他们只收一年级教材。这怎么体现教材的连贯性?”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基础教育营销部主任吴欢告诉记者,其西南师大版本的一年级数学教材,在最近的“评审”中,也被人教版替代,其中存在上述类似违规情形。
“都是事前没有征求教师、家长、学生意见,也似乎完全不在意疫情中,这么替换会带来多少问题,就是简单直白地指定替换,完全没有把法律法规、相关文件放眼里。从结果看,最大的获益方,就是重庆出版集团,因为替换进去的,都是他们代理的教材。”赵勇认为,结合早前李某调研、研讨等活动,以及各方传出的短信、微信内容,替换背后的逻辑已经很明显。
记者了解到,除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的仁爱版英语教材外,西南师大版的小学数学教材也被替换。而“顶替者”,则多为重庆出版集团代理版本。“最直接的是,我们去送评审用的教材,璧山区直接只收7年级上册和7年级下册,其他的都不收。太直白了,摆明不给你参与的机会。”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员提供的“璧山区初中英语教材报送清单”显示,璧山区教委退回了8年级和9年级报送教材。
曾“偷换”百万教材
本次在收取评审材料时被指“太直白”的璧山区,在2017年曾上演过一场精彩的教材版本“偷换”:当地征订了仁爱版、西南师大版本教材后,并未发放给学生使用,而是另行又购买了人教版教材,发给学生使用。
据媒体2017年9月报道,当年,在重庆市教委明文规定不更改相应科目教材后,璧山区中小学却偷偷更换了一年级上册数学、二年级上册数学和七年级上册英语教科书。由原来的仁爱版、西南师大版,更换为人教版。据知情人士测算,这种重复购买,涉及浪费国家财政资金近百万元。
此事在2017年遭媒体曝光后,并未见任何最终查处结果,有趣的是,2018年春季学期,壁山区中小学所有七年级下册英语和小学一年级下册数学、二年级下册数学又从人教版更换为仁爱版和西南师大版。也即,短短一年时间内,两度更换了教材。
“每个版本的教材,在研发、编写过程中,是具有高度的连贯性,且自成体系的,举个简单的例子,这个版本的教材中,可能上学期就教了这个知识点,并且在下个学期会将该知识点延伸应用更多,但另一个版本中,可能这个知识点是在下学期才出现的。”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人员称:“如果突然换掉教材,且不说所有授课教师要全部重新组织教材培训,最重要的是,学生会对这个课程产生适应性问题,甚至可能出现丢知识点、重复知识点,进度错乱等问题。”
延伸起来,教材更换还会影响到对应的教辅资料等。记者注意到,就在上述“顶替”发生前20天,2020年4月20日,重庆市教委、重庆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“渝教基发【2020】13号”文件《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选用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“13号文件”)。
13号文件相比于以往同类通知,最为明显的,即其“有关要求”下第四项增加了较长的一段文字:“教材选用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保证选用过程规范、有序。区县(自治县)应建立健全教科书选用委员会,教科书选用工作接受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的全程监督;区县(自治县)教育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拟更换学科教材版本的公告征集;学科专家组由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在学科专家库中随机抽样产生,学科教材评审必须坚持‘盲审’制度;……”
该项内容,基本是对教育部相关要求和法规中内容的具体引用,并进行了强调和具体化。
“但他们显然是顶风而来,一是顶着这个上级文件,不搞‘盲选’,在方方面面不遵守规则,明着破坏规则;另一方面,他们顶着疫情调研、研讨,也准备顶着疫情,不顾忌教师、学生们的意愿,进行教材更换和后续数万名一线授课教师的教材培训。”相关人士称。
相关文件显示,有出版方已将各区县具体情况反映至重庆市教委,但截至发稿时,各区县各自回复信息称,其行为不构成违规、违法,但均未对具体被反映行为作进一步解释。而重庆市教委,则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文称,将进行行政复议。
截至发稿,重庆市教委、江北区教委、北碚区教委相关负责人均未对采访做出更多回应。重庆出版集团李某未接受本报采访。